透明思考

打造创新型组织：对“创新漏斗”模型的补充完善

2013年，我发表了《用精益思想塑造创新型组织》一文（及英文版），在ThoughtWorks成都分公司的经验基础上总结了“创新漏斗”模型。本文的目的是在前文基础上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完善，以期有助于企业领导者打造创新型组织。

在《用》文中我强调将日常工作中的细小痛点作为创新的起点。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激发员工的创新动力、获得大量的创新来源。然而仅仅聚焦于日常工作的痛点而忽视其他创新来源，培育出的创新项目就会倾向于规模小、适用范围窄的渐进式改进，而不易培育出规模大、影响深远的颠覆性创新。作为补充，创新型组织应该打开视野，着眼多种创新来源，例如开放式创新、颠覆性的新技术、以及领先用户等，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外向型的创新项目。

创新漏斗模型并非首创。Cooper早在1990年就已提出与创新漏斗模型相似的“Stage-Gate”模型。Högman和Johannesson的研究指出类似的分阶段的创新管理模型中一个重要的投资原则：对于浮现早期的创新项目，投资额度要小，同时“晋级”的门槛也低；越向上晋级，创新项目的成熟度越高，继续晋级的门槛越高，越需要考虑真实的商业需求，相应的投资额度也越大。

Klingebiel和Rammer的研究指出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三个考察的因素中，企业从创新中获得的收益只与“投资的广度”有关，与“选择创新的眼光”和“创新意愿”几乎无关。换言之，企业领导者自身可以不必有独到的眼光和热烈的激情，同样可以打造一个高效的创新型组织。领导者最需要的是有效的投资策略。例如前面提到的分阶段的、逐渐加码的投资策略，就可以允许企业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更广的投资范围。

另一个在《用》文中没有详述的话题是创新的扩展：如何将适用于一时一地的创新点子扩展成为具有广泛适用性及可持续性的通用解决方案。McClure和Gray对此已有很好的论述，我也有计划另文讨论这个话题，在此不作赘述。

扩展创新：缺失的中间环节

在社会领域，创新是一个热门话题。众多的NGO和社会企业乐于谈论如何用创新的技术、产品和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然而层出不穷的创新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以乌干达为例，这个东非国家有三千七百万人口，却一度有数百个由各种NGO主导的医疗IT创新试点项目在全国各地开展。大量的创新试点给基层的社区医疗工作者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更给政府的监管与协调造成困难。“如果创新一直停留在一个村庄、一个社区的规模，不能延伸到更广的范围，不能应用于更大的人群，这样的创新对全面改善我们国家的医疗卫生条件就毫无意义。”一位乌干达卫生部的官员这样说道。

为什么在试点项目中取得良好效果的创新却每每难于扩展到更大规模？因为创新的扩展并非“把试点做大”或者“把试点复制到其他地方”这么简单。在试点阶段，为了快速学习、快速验证，创新者通常对环境、问题和解决方案做了简化。比如说，试点项目往往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中进行，隔离了很多现实的复杂问题；试点阶段的解决方案更多是一个最小可接受产品（MVP），而非充分考虑各种复杂性的成熟产品；在试点阶段，创新者往往投入高水平的团队进行实施，而这个水平的人力资源在扩展到大规模时是非常奢侈的；对于试点阶段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初始团队往往靠自己的热情加以克服，然而要求所有实施团队都有同样的热情则很困难。如果不能完善这些简化，小规模试点中取得成功的创新就会在扩展到大规模时遭遇困境。

当我们谈论创新的扩展时，这里有四种可能的扩展方式：

1. 更长的时间。当试点阶段的高水平团队撤离之后，创新方案是否能由本地的、相对能力较低的团队可持续地运营下去？
2. 更完善的方案。随着对环境、对人群的了解加深，创新者能否设计出更完善、更复杂的方案？方案的变更能否有效落地？
3. 更多的用户。当覆盖的人群变大，创新方案是否能支撑更大的体量？如何能尽早获知潜在的承载能力风险？
4. 不同的环境。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种语言……的创新方案能否应用于其他环境？

可以看到，前两种扩展方式使一个创新方案由“试点方案”发展成为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后两种扩展方式则把一个可持续的方案延展到更大覆盖范围。这两个阶段又被称为“向上扩展”（scale up）和“向外扩展”（scale out）。它们弥补了由“创新”和“试点”到“可复制的方案”之间缺失的中间地带。

在接下来的文章里（如果我能战胜拖延症写出接下来的文章的话），我将介绍在医疗IT领域，技术如何支持创新以上述四种方式扩展。

（本文得益于我的同事Dan McClure和Ian Gray的文章Scaling: Innovation’s Missing Middle。）

行走布拉格

从维也纳开车到布拉格，途经布尔诺，需要三个半小时。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当年苏军六小时占领捷克全境的行动还挺酷的。

“是非观呢！？”充满正义感的全都是风同学问道。

我不知道。布拉格是如此丰富又充满矛盾的一座城市，它给我的问题，远多于它告诉我的答案。

当法国人说“波希米亚人”，他们指的其实是罗姆人。而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两次把帝国的代表扔出窗外，捷克人民的性格大概要从这里去追溯。

当苏军的坦克隆隆驶进布拉格，玛尔塔·库碧索娃以为是美军来解放捷克人了，托马什医生刚和新婚妻子特瑞莎发生了争吵。随后艰难的日子里，库碧索娃和哈维尔留在布拉格继续抗争，扬·内梅克和萨宾娜远走异国，米兰·昆德拉先抗争而后远走，托马什医生和特瑞莎先远走而后回到了布拉格。

所有人都知道那恐怖的怪兽是什么。然而有趣的问题是，反对那恐怖的怪兽，是否就意味着正义？打败了那恐怖的怪兽，是否美好的世界就接踵而至？萨宾娜对此并不乐观。她喜爱的时代，“音乐就像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而如今这个时代，丑陋的噪音被称为音乐泛滥于每个角落，“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萨宾娜颇有洞见地指出：“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和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

然而她没有说出口。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正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时……数以百万计人命丧失的罪责就被否认了。所有这些罪行看似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没有人刻意策划和执行，自然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宣言’”。在《暴力》里他引用亚瑟·凯斯特勒：“假如权力使人腐化，那么其反面也应该成立：迫害使受害者腐化，虽然或许是以一种更微妙和更悲剧的方式。”当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们欢呼，当列侬墙的人们欢呼，他们如此欣喜于爱与和平的回归，是否有人仍然——像萨宾娜一样——留意美丽新世界的潜入？

对手的不合法性，不能证明你的合法性。对手的丑陋，不能成就你的美好。

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座如此美丽如此丰富的城市，还有美味的甜面包圈和热红酒。无论如何，布拉格仍然是美好的。大概未来还会再去的吧，我这样觉得。

2014年读过的好书们

阅读DNA说：“透明2014年共读过59本书，五星好书20本”。不算多。不过，在一边读MBA的情况下仍然读完了超过50本，也算差强人意吧。

关于这个世界的不公正

这一年来都在从事与社会公正有关的工作，读了更多关于社会的不公正、以及这些不公正之根源的书，有了更多的愤怒与深思。

•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 当我们谈社会公正，我们首先得理解什么是不公正，因为现代社会的不公正往往隐藏在一系列合法甚至貌似合理的安排之下。既有卓越的专业技能，又有慈悲的人文关怀，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学者才是社会的希望。
• 后殖民理论 - 精彩！尤其是最后一章关于香港和中国的内容，因为有切身感受就更觉得精彩。
• 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 斯皮瓦克读本 - 殖民主义对殖民地最大的损害，是使之失去了谈论自身所需的语言，其中底层人则是受到多重的损害而无法说话。印度人说“每个人都是少数派”，令这些位居底层的、被忽视的少数派可以发声，其难度与意义不亚于给予他们物质的帮助。

关于斗争

令人振奋地，也看到了那些勇敢的、智慧的斗士们。他们奔走在前的身影增添了勇气与动力。

• 无处可藏 : 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 - 清晰重现了棱镜门的前后，分析冷静深入。正义，深思，理智，勇敢，斯诺登把科技工作者应有的社会形象体现得淋漓尽致，堪为楷模。
•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 聪明绝顶的天才，加上长袖善舞的人际能力，他选择了用最艰难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拯救那些贫穷者、被压迫者、被忽视者。你甚至都无法嫉妒他。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时刻提醒自己，不管你做了多少，你都还做得不够。以及，无论如何，你会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
• For the Win - 简直激动得语无伦次了。全球化给了资本更大的流动性，让工人失去了跟资本家斗争的可能。但是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也让全世界无产者有可能团结起来。资本家可以从美国跑到中国再跑到越南柬埔寨，可是如果全世界工人同时罢工，又会怎么样？

真实的记叙

在《不敢止步》的前言里我说：“想要用一些与市场部宣传文稿和微博吐槽皆不同的、真实而认真的文字来记录一个IT工作者的普通生活。”既然“使失言”是系统暴力的一种方式，那么真实的记叙本身就可以是一种反抗吧。

• 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 - 看来不平等条约与其说是国力问题，不如说是技术问题居多，更不如说是中国偶遇即将进入现代的西方的特定历史时期产物。看掌握了技术的北洋外交家们谈得如此卓有成效，再反观现代的种种国民观念，不由得想起有人说：我们身上是负着一个19世纪的“西方”的，并且常常宣称它是“中国”。

• 江城 - 非常真实，并因其真实而有力量、而感人。涪陵的人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未加修饰的、毫不高大上的真实生活曾被书写被记录。

• 众病之王 : 癌症传 - 一个完整的癌症传记，从历史到文化到社会到临床到生物科学一览无遗。令人感动而且想戒烟。

以及虚构的故事

• 肖申克的救赎 - 其实根本讲的不是希望，而是每个人都会沿着早已注定的路线成为他自己。还有，肖申克的救赎是前三个故事中最乏味的一个，大概是因为中产阶级银行家本来就很乏味吧。

• 死光 - 这本讲的才是希望呢。不管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怖有多恐怖，我们会战胜它。多么令人振奋的1958年失败者俱乐部。

• 冰与火之歌·卷五·魔龙的狂舞 - 冰与火最牛逼的地方就在于，不仅每个人物有鲜明的性格，而且性格的成长非常鲜活。另外，写到第五卷，主要人物领便当的节奏终于缓下来了……

• 地海传奇 - 用了整整五本铺垫背景，终于在最后一本完成了所有的故事，这个故事讲得真宏大。前一两本觉得太过轻描淡写，看完才知道，前面要是用力过猛，这个解决就没法写了。不过作者说，不是讲故事，是故事和背景渐渐生长出来，必须要问的问题和问题的答案就自己浮现了——这个更高级。

• 全息玫瑰碎片 : 威廉·吉布森短篇杰作选 - 赛博朋克的开山之作。高级。

• 美洲纳粹文学 - 好几次想去搜索书里提到的作家们的书和杂志，说明故事讲得很不错。

最后，总算有本一板正经的

•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Design - 堪称字字珠玑，分析到位又实用，而且参考文献引用得也精彩。大开眼界。

丰富多彩的2014年

又是一年过去了。以前每年会许愿，前年许了几个很朴实的愿望，去年在忙乱的旅行之间完全忘了这茬。现在开完了今年最后一个大会，在即将进入假期的状态下回首这一年，才发现，哇，真是做了很多事啊。

今年出书了。不是什么正经的主题，一本拉杂闲谈的流水账。才三十几岁就写回忆录这样合适吗？不光别人会问，我自己也为这个纠结了好久。不过想来想去，这些故事要是不写下来，一些平凡人做过的平凡事大概就会被历史彻底遗忘了。怀着不管怎样至少为历史留点记录的想法，终于还是把书出了出来。然后惊喜地发现，居然还真有人喜欢这些故事呢。

今年开始读MBA了。没有文凭这件事，不管怎么嘴硬，它困扰我十多年了。今年终于下定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说起来，下这个决心还是去年登乞力马扎罗的时候。以前也不是没想过读个MBA，每次都是说“好忙啊等忙过这阵儿再说吧”。去年看着乞力马扎罗就想：现在要是不去的话，也许一辈子也去不成了。然后一边登山一边想这事：以后也会一直这么忙吧，那么要是现在不开始读书的话，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开始了吧。于是从坦桑尼亚回来，就立即报名、交钱。第一年学过来，成绩平平，每个module都顺利通过。再坚持两年，我也是有文凭的人了。

今年大半时间都在乌干达，其间做了一些真正对人有用的软件，特别是为抗击埃博拉做了一点贡献。这周在华盛顿参加全球移动医疗峰会，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软件。我跟肖然说，如果我做的软件能挽救哪怕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比我之前做过的所有项目加起来都更有价值。今年思想变得越来越左倾，越来越想为那些穷苦的人、受压迫的人、被忽视的人做点事。想帮助更多人，随便要我做什么都成。

今年到目前为止读完了56本书，第57本大概在明天的飞机上就能读完。IT技术相关的书读得越来越少，开始读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特别是那些关于社会的不公正的著作。渐渐地学会了用一个连贯的左翼视角看待世界各处的种种问题，美国的黑人被杀、加沙的轰炸、巴西的占领运动、非洲的困境与抗争，等等。今年遇到了很多同志，增长了斗争的勇气。

今年把身体练得很好。体重降了十公斤下来，早上能轻松地到纽约中央公园跑个十公里。每天早睡早起，健身上瘾，吃东西有节制。很高兴找到了和自己的身体友好相处的方式。

明年有什么愿望呢？明年大概希望做几件事：

1. 在全球医疗领域继续深入，折腾出一点动静来。
2. 在中国让更多的同事参与到用技术推动社会变革中来。
3. 继续保持和改善跟自己友好相处的状态，身体和心理都是，放松，愉快，不拧巴。

就是这么简单了。2014年过去了，我想我会一直记得它。

于我而言的阶级自杀

Walton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为什么对社会的不公有那么多愤怒？我想了一下，说，大概是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我家来自平山机械厂，三线建设时候从北方迁到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国防厂。从我记事时起，这家厂已经军转民生产摩托车。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待遇很好，而且不光是物质待遇，工厂里有自己的学校、电影院、商店、篮球场，厂里的工人多有舞文弄墨能歌善舞身怀一技的人才。坐落在山沟里，四周都是川黔交界地区“地无三尺平”的农村，拥有三千职工、一万家属的工厂不仅是周边农副产品的最终消费处，而且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辐射中心。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是条件相对优越并且很受尊重的。到90年代初期，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我父亲还是会提笼架鸟，还找一位当地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字勉励我发奋读书。

1992年对于很多深圳人来说值得纪念，对于重庆人同样值得纪念。从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开始，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在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带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破产、兼并、重组和下岗。另外一面，市场化让工人阶级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工资变得捉襟见肘了。1995年我到城里上高中，我父亲从厂里停薪留职，借高利贷买了一台大货车开始跑运输。我母亲45岁内退以后也开始给父亲帮忙。直到2001年我正式参加工作，他们才终于把车卖掉，正式进入退休生活。

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我上高中的前两年，为了方便父亲找活也为了离我学校近一点，一家人几乎是居无定所，租过几个不同的地方住。父亲运的是长安铃木产的奥拓车，一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大货车上装8台奥拓，一路运到北京广州上海。那时高速公路很少，而且各地都在修路，一趟北京单程要开七天。为了方便出城，装车都是在晚上，半夜装好车上路，一天一夜才能开到湖北利川。两个司机搭伴，饿了吃方便面，困了在大货车上躺倒就睡。这是个很辛苦的活路。后来我自驾经过娄山关拍了几张公路转弯的照片，我父亲看一眼就知道具体是哪个弯角，因为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每过一个弯都不是件轻松的事，他就这么一个弯一个弯地挣出了我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我偶尔会帮父母干点活，装车的时候帮着拉下篷布，换轮胎的时候帮着拿撬杠拧螺丝。大部分时候是不用我干活的。十五六岁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很大，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吃饱还是没问题的。回想起来，经济条件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的影响，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很重要。虽然我家没有落到贫穷那一步，但是亲眼见证一个大厂由欣欣向荣到破落衰败，听到周边农村的父母教育小孩“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有去平山厂当工人”，心理上的落差是对我产生了影响的。

曾经厂里的宣传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可是当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真的献了终身，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飞涨的物价、学费和医疗费。“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于我从来都缺乏吸引力，因为让先富起来的人开上小车的代价就是我父亲多年积劳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慢性胃炎。有一次我和同事争论薄熙来的功过，我说你根本不可能说服我，因为你讲的都是书本上的大道理，我讲的是薄熙来刚下课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就被砍了60块钱。

所以，当我自己成了中产阶级，我在内心深处是有负罪感的。我想这是我所有愤怒的源头。即使是透过一双不成熟的眼睛，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经历的变化，我会本能地感到那些纸面上漂亮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就像想起我父母的艰难一样。我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这些事视而不见。当我的能力不足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格外愤怒，归根结底是在气自己。

1998年我高考结束，我父亲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到学校门口来接我，那时候我觉得无比自豪，这车比我同学们家里的轿车拉风多了。所以我本质上还是个工人阶级的子弟。Roy说ThoughtWorker们需要阶级自杀，于我而言是回归本来的工人阶级。

山外又一山

_（《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讲的是Paul Farmer医生在海地以及其他贫穷地区行医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他选择了用最艰难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拯救那些贫穷者、被压迫者、被忽视者。你甚至都无法嫉妒他。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时刻提醒自己，不管你做了多少，你都还做得不够。以及，无论如何，你会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本文内容是摘录书中部分对我触动最深的片段。）_

Farmer医生写过一本书，《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传染病，尤其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着重提及的结核病和艾滋病，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更是社会的疾病。贫穷者也是传染病最大的受害者。

这个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什么选择在海地这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免费行医？Farmer医生说，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解决内心矛盾的方式。“我向这个世界出售我的服务，但有些人买不起，我对此感到内心矛盾。你会感到矛盾，因为你应该感到矛盾，‘逗号’。”——Farmer医生用“逗号”代表了逗号后面跟着的那个词，“asshole”。

海地的中央高原地区曾经很贫穷。然后美国用国际援助和军队给海地带来了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艾滋病，然后他们变得更贫穷。一部分国际援助被用于修建水电站。水电站修好了，住在首都太子港的美国人和海地中产阶级有了源源不断的电力。而水坝淹没了中央高原地区的农田，农民被迫耕种山脊上的小块田地。然后当邻国多米尼加爆发猪瘟的时候，美国担心猪瘟威胁本国养猪业，于是要求海地与多米尼加一起杀掉了所有土生猪，并事后补偿给农民衣阿华农场饲养的猪。这些农场养大的猪在山上根本无法生存。于是海地农民又失去了他们的猪。第二年，由于失去了一切额外收入来源，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感谢美国博爱的国际援助。

关于什么是人人生而应有的基本权利，Farmer医生说：“干净的水，医疗，学校，食物，铁皮屋顶和水泥地板。”2000年阿里斯蒂德连任海地总统，联合国认为一个人连当十年总统是不民主的，于是他们中止了对海地的国际援助和贷款。“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脑子有问题的是我。”Farmer医生这样评价，“不让人得到干净的饮水，不让小孩上学识字，不让这个国家重建公共卫生体系，也许这一切都有它好的一面。但我还是觉得，发疯的不是我，是做这些决定的人。”

然后，面对患病的穷人，这个世界说，治疗他们太不“经济”。Farmer医生在中央高原地区治疗结核病患者，他和他的同事们会步行几小时山路就为走访一个结核病患者，确保患者按时吃药、有钱吃饭、房子能遮风挡雨。他们得到了100%的结核病治愈率。有人会说“你不能要求每个医生都像你这样工作”，Farmer医生说，他的回答是“Fuck you”。知识分子们坐在空调开得太足的玻璃办公室里谈论针对贫困地区的病患使用“适当的技术”。“你知道‘适当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富人用好东西，穷人用狗屎。”Farmer医生这样评价。

Farmer医生说到“WL”——白人自由主义者——会谈论穷人的一种方式：他们很穷，但他们很快乐。对此，Farmer医生说：“他们会友善地微笑，他们很有幽默感，但这是跟‘快乐’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Jim Kim早年跟Farmer医生一道在海地行医。有人问他，你凭什么把你的病人叫做“穷人”，他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Kim答道：“好啊，要不叫他们快死的人怎么样？”

年轻的中产阶级大学生们去海地（以及其他若干贫穷的地方）做志愿者，并且半真半假地希望融入本地社区。Farmer医生的评价是：“穷人不想要你看起来跟他们一样。穷人想要你穿西装打领带并且给他们带来食物和水，‘逗号’。”

在贫穷国家，患耐多药结核（MDR）的病人通常会死，因为变异的结核菌对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而二线药物又太贵。Jim Kim说：“幸亏结核病是空气传播的。”——否则有钱人会任由结核病患者自生自灭，没人有动力去推低药品价格。在Kim全力推动之前，这种缺乏动力到了如此的程度：生产二线抗结核药物的几家厂商垄断市场收取高价，没有其他厂商尝试低价打入这个市场，甚至几乎没人知道相关的专利早都已经过期多年了。相信自由市场会自动消灭垄断的人应该来解释这个现象。

而在“自由”的对立面。古巴的平均医生密度全世界最高，几乎有美国两倍。话说回来，美国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波士顿的传教山社区婴幼儿死亡率高于古巴。纽约的哈林区5到65岁男性死亡率高于孟加拉。哈佛的一位教授说，斯堪地纳维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既保障优质公共医疗又保障政治自由的例子。Farmer医生说：“他们是在管理富裕，我们是在管理贫穷。在管理贫穷这方面，海地是个坏典型，古巴是个好典型。”

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对的事，Farmer医生认为最根本的是抹去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痛苦。“我惊讶于人们如何可以不关心、抹去、忘记。”可能这是他一直不脱离一线临床实践的原因。“没有临床工作，我什么也不是。”他这样说道。PIH曾经花费两万美元用专机把一个患鼻咽癌的儿童送到波士顿治疗。有人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Farmer医生说：“你为患者做任何你能做的事。如果是我自己病重，我不会觉得这个做法不合理。”但是两万美元本来不是可以用来干很多别的事吗？“比如用来给医生开工资。‘天，我的薪水就有五倍于John需要的专机费用，而我才29岁’——如果你这么说出来，你听起来就像个asshole；而如果你说这两万美元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你听起来就很深思熟虑。这是哪儿不对了？我说不清。我发现很难在不冒犯某些人的前提下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如果你说走七个小时去看两家病人不值得，你就是在说他们的命不如别人的命重要。而认为有些人的命不那么重要，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错误的根源。”又一整天的跋山涉水以后，Farmer医生说，“谈到公共卫生，很多人说家庭、村庄、社区、城市、国家。首先是病人，一个一个的病人，治疗病人的时候，你才会学到怎么治疗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许整个世界。”

DHIS2：穷人的大数据

为乡村医疗工作者、乡村教师以及其他类似的深入边远基层的工作者设计IT系统时，数据采集、上报和分析是一类常见的需求。比如说，各个村的村医统计新生儿人数，或者各个村的教师统计学龄儿童人数，然后由村到乡、由乡到县、再到市省乃至全国逐级上报；某个中央机构（政府或者NGO）可以获得全国的分析报表，可以从各个维度分析，可以深入某个行政区域查看具体情况，等等。

DHIS2正是为这种情景设计的软件工具。虽然名字来自“地区医疗信息系统”（District Health Information System），但DHIS2不仅是一个医疗信息系统，而是一个通用的数据采集、上报、分析和可视化平台。这个开源的软件平台在设计之初就针对低资源地区、基层工作者的特点，目前在46个国家（大多是贫穷国家）部署应用，堪称“穷人的大数据”。

DHIS2有几个最大的亮点：

1. 丰富灵活的数据模型。
   DHIS2有一个灵活而且通用的数据模型，这个数据模型的核心是基于数据元素的采集。当管理员把需要采集的数据元素配置到一个数据集中，这个数据集就会呈现为一张表单，用户就可以用这张表单采集不同时间、不同组织机构的数据。在这个简洁的核心之上，管理员可以给数据元素设定若干不同的维度，从而获得丰富的信息供分析之用。

2. 完全RESTful的数据上报接口。
   DHIS2提供完全RESTful的数据查询/提交接口，从而使前端采集数据的软件不必依赖DHIS2。比如说，你可以开发自己的移动应用，允许用户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进行日常操作，有网络联接时自动将数据同步到DHIS2服务器。由克林顿基金会资助，尼日利亚的医疗物流管理系统就是这么做的。

3. 多样的数据分析和呈现方式。
   DHIS2提供了基于转向表的分析支持，让数据管理员可以很轻松地定义各个不同维度的分析。支持各种不同形式的报表当然就不在话下了，都可以在可视化的报表定义工具中定义，而且还有准备好的地理信息支持。如果自带的报表呈现形式还不够好，同样可以通过RESTful API得到报表背后的数据，然后自己做呈现。

根据与克林顿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等组织合作项目的经验，DHIS2很好地满足了基层采集数据、逐级汇总上报、统计分析、决策支持等常见的数据需求，并且很好地平衡了简单性和灵活性，使得低成本开发高质量的国家级数据管理系统成为可能。

浅薄：通向被机器取代之路

（本文系《浅薄》的书评，发表于《商业价值》“周末荐书”栏目）

阿兰•图灵于1936年发表的论文不仅奠定了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指出了计算机的边界：这个世界上有无穷多的问题是计算机不能解决的。这一发现在哲学层面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其使用价值，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论断：人的思想无法被计算机取代。

不过严格说起来，这个论断的成立还需要另一个前提条件，即那些计算机不可计算的问题，人脑是可以解决至少其中一部分的。而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中指出，这个前提条件正在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而变得岌岌可危。计算机仍然不能解决那些不可被计算的问题，然而我们自己却在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人类独有的那部分思想优势。

首先必须提到的是日益普遍的注意力涣散。互联网以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方式鼓励注意力的不断跳跃，现代人更是主动迎合这种信息输入的方式，各种快读、速读、碎片化阅读的技巧层出不穷。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显示，我们的大脑能以很快的速度调整神经元之间的联接方式，从而使思维获得远超进化论水平的灵活性。现在，在微博、微信、Instagram……持续不断的塑造下，我们的大脑正在调整成一种适应碎片、拒绝长时间聚焦的联接方式。

不断跳跃的信息输入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信息的存储与处理环节。卡尔引用一系列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讲述一个事实：和计算机的磁性存储介质不同，我们的碳基大脑无法记住所有事。大脑负责短期记忆（也叫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区域是完全不同的，信息需要在工作记忆区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大概两三个小时），才会被转到长期记忆区。短期记忆区容量非常有限，而长期记忆区几乎有无限容量。于是，当我们跳跃地、碎片地接受海量信息的输入，各种各样的信息不断地在短期记忆区来来去去，统统都没有进入长期记忆区，结果我们忙忙碌碌一天发现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学到。同时扑面而来的信息又让我们感到越来越焦躁，愈发迫不及待地去吸收更多的信息，从而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比起无法存储信息，更糟糕的或许是无法处理信息。老师会说“课上学的知识课后要好好消化”，这个“消化”的隐喻恰如其分地呈现了大脑处理信息的过程：左脑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处理长期记忆区中的信息，构建出一个思维体系，供右脑在其上进行逻辑思考。缺乏连贯深入的信息获取方式，使得左脑构建的思维体系破碎凌乱，于是对信息的使用也随之变得浅薄。这样的案例俯拾皆是：看着微信朋友圈里几位每天专注转发心灵鸡汤与爱国热血文的亲友，我仿佛看到了用几个关键词搜索推送的RSS频道，于是除了屏蔽朋友圈更新之外也别无他法了。

正如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在《与机器赛跑》中所说，在一个计算机能力日益强大的时代，人类独特的竞争力在于情感交流与创新。然而适应于时代的、碎片化的信息输入方式不仅会使我们的思想缺乏深度而失去创造性，而且让我们失去深入的主观情感判断，甚至陷入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自我增强的困境：机器不仅在取代人类用浅薄的思想可以做的那些工作，而且还将更多人的思想变得越来越浅薄。马克思说劳动者异化成劳动的工具，而这一次的异化更可怕之处在于：浅薄的思想无法意识到自身被异化。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无法抗争了吗？

在这本《浅薄》中，卡尔并没有多谈如何与浅薄化的趋势抗争，但抗争的方式已经呼之欲出。重新夺回主动的第一步在于阅读。我们需要学会隔离永不停息的信息大潮，停止浅尝辄止的、信息采集式的阅读，回到书籍时代的深入阅读，通过思考把信息组织到一个完整的框架或体系中，花时间进行这个反思和组织的过程，使信息以及你为它组织的框架能被转入长期记忆，使其孕育出深刻的、创造性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作为读者的你现在把眼光放在“周末荐书”栏目上，这就是人类拒绝走向浅薄、拒绝被计算机取代的希望所在。

（文/熊节，ThoughtWorks咨询师，致力于用IT技术塑造更加公正和美好的社会）

书评：与机器赛跑

（本文发表于《商业价值》2014年7月刊）

住在悉尼市郊的黛茜今年37岁，在一家保险公司的呼叫中心工作。过去10多年里，她的这份工作做得很平稳：每天按时上班，接起顾客打来的电话，不管是询问投保条款还是咨询理赔事宜，她都能对答如流。接起电话，按照烂熟于心的产品手册帮顾客解决问题，听到顾客说“谢谢”然后挂上电话，这份工作让她觉得一切井井有条。所以，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公司解雇。

黛茜不是唯一被解雇的员工，她和几十个同时被解雇的呼叫中心的同事所怀有的疑问也绝非罕见：当经济形势已经从前几年的不景气中逐渐恢复，自己的雇主还宣布斥资数亿澳元建设IT系统，为什么自己还会失业？

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份数据显示，从2008年起，以人均GDP为指标的美国总体经济已经开始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复苏，然而以家庭收入中位数为指标的“普通人收入水平”却仍在一路下滑。事实上，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尽管总体经济大势仍然保持上升，美国的普通家庭收入却呈现下降趋势。宏观经济的繁荣没有带来绝大部分普通人生活的改善，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奇特的景象。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情况？《与机器赛跑》的作者们认为，答案是机器——尤其是计算机——在取代普通人的工作。经济的繁荣不再与高就业率相关，因此普通人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人类与机器的竞赛并非自今日始。据说19世纪有位叫约翰·亨利的铁路工人不服自己的工作被蒸汽机取代，于是要求与蒸汽机比赛往岩石里打桩。结果亨利赢了比赛，却因为心力衰竭丢了性命，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尝试跟机器比拼体力。正如《与机器赛跑》的两位作者所说，这是一场人类赢不了的比赛，计算机终将取代大多数现在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而人类必须学会与计算机协作并发挥自己的特长。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机器赛跑》这个标题译得并不十分贴切，因为作者讲的并不是如何“赛过机器”，而是如何“与机器组队配合赛过其他队伍”。

两位作者指出，人类的特长在于复杂的、涉及情感的交流，以及复杂的模式匹配和创造性的思维。然而与一些乐观主义者不同，两位作者并不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地就会具备与计算机协作所需的那些能力——从日常生活中我们就能看到，信息碎片化、深度阅读与思考的失位、电脑和手机对人际交往的侵入……信息技术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潜移默化地弱化人们进行复杂交流和创造性思维的能力。阴谋论者简直可以就此写一篇科幻小说，谈论觉醒的硅基生命如何逐步奴役人类了。

在较短时间内让绝大多数普通人具备与机器协作的能力，教育将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两位作者也表达了他们对现行教育体制的忧虑。

首先，教育必须给人们传授那些非机械化的、非重复性的、涉及情感与创造性的技能，因为只有这些技能才是不可被机器取代、因此在下一个时代仍然有效的。以中国人常引以为豪的数学教育为例，现在学生们从课堂上学到的多是“执行算法”的能力而非“设计算法”的能力，而前者恰好是计算机的长项，后者才是人类可能与计算机展开合作的领域。诸如此类的教育思路与方式若不及时改变，在一两代人之后人类被机器广泛取代绝非危言耸听。

比起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更严峻的挑战是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知识偏向型的产业革命：掌握必要知识与技能的人与机器协作如鱼得水，不具备这些知识与技能的人则连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被剥夺。教育的不均衡与不平等则会加剧阶级的分裂并使阶级固化——看着城市里的孩子在接受英语电脑人文艺术全面覆盖的素质教育，乡村小学和农民工子弟校却仍在为语文数学课犯愁，这种阶级分裂与阶级固化的迹象已经近在眼前了。

是以，尽管讲的是美国的事情，尽管看来还有点科幻色彩，这本《与机器赛跑》绝非离我们千里之外的天方夜谭。与机器的赛跑已经全面展开，而这场竞赛究竟会以何种方式落幕，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认识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