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思考

胜任力挑战及应对：现有研究

为了充分理解当今普遍存在的技术胜任力紧缺的问题并为之找到解决办法，需要关注三个方面已有的研究。首先，技术尤其是IT技术造成对高技术劳动者的大量需求，是造成全球技术胜任力紧缺的根本原因。随后，传统的人力资源职能无力于管理高技能工作所需的无形的胜任力，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与实践需要围绕新型胜任力做出改变。最后，刻意练习理论可以系统地改善专业技能的获得，从而使“建设无形胜任力”的过程变得有形、可控。

针对这三个方向，笔者选取了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对已有的相关研究做一导览。

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Bresnahan、Brynjolfsson和Hitt的研究指出，早在1999年之前，已经有众多研究者注意到“技术偏向的技术变革”（SBTC）这个趋势：这类技术变革“把对劳动者的需求移向技能较高的一端”。从前的技术进步大多能创造更多低技能的就业机会，而IT发展的趋势却是在取代低技能劳动者，同时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这个趋势会加剧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并导致技术型人才的普遍稀缺。

IT技术有一个重要的特征：作为支持心智（而非物质）行为的工具，IT不是只要花钱采购实施就能产生效果的。为了充分发挥IT的效力，组织的工作方式需要做出调整；通过加速和自动化原来手工的工作流程，IT又会改变组织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当计算性能的成本随着摩尔定律不断走低，IT对工作空间及工作产物的影响也愈发深远，使之朝向一个偏向于高技能知识工作者的方向发展。

Bresnahan、Brynjolfsson和Hitt使用大量历史数据验证了上述猜想。他们发现，IT的使用程度与员工的技能水平有显著的正相关。另一个对管理者的调查也显示出同样的倾向：IT使用越多，管理者越需要高技能胜任力。

这个十多年前的研究很具前瞻性。在后来的两本畅销书《与机器赛跑》和《第二次机器革命》中，Brynjolfsson指出：IT的指数性发展已经进入“棋盘的后半”，机器将全面且无可逆转地取代低技能劳动者，人类劳动者必须发展机器尚无法取代的胜任力：想象力、大规模模式匹配、复杂的沟通。这一观点从高层面上为胜任力模型的定义划定了框架。

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

Dubois和Rothwell的研究有一个基调：由于技术导致工作内容及结果快速改变，传统的基于职位分析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变得过时。不仅因为难以保持职位分析随工作本身的变化而随时更新，更是因为无形胜任力在工作中的比重日益提升，使得清晰定义职位的要求变得愈发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Dubois和Rothwell建议，所有的人力资源职能都需要以基于胜任力的方式重新审视。这两位作者在《Competency-Base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一书中介绍了一个全面的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架构。在这篇论文里，他们聚焦审视了员工培训这一具体职能。

传统的员工培训常建立在指导系统设计（ISD）模型的基础上。ISD模型常被批评过于强调预先设计，忽视来自学习者的反馈，使学习者在培训过程中感到缺乏主动性。然而尽管有这个问题，ISD模型实际上能很好地交付预期的内容，尤其是与e-learning等技术结合时。

ISD模型真正的问题在于它尝试“开展彻底的培训需求评估”，即从职位分析出发设计培训。然而高技能的知识工作越来越无法被泰勒式地彻底分析。无形的、个人的特质在知识工作者的胜任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传统的培训套路仍然能高效地传递内容，但职位分析无法得出与胜任力相关的有效的培训内容，这才是基于ISD模型的员工培训面临的最大挑战。

因此，Dubois和Rothwell建议将注意力从“职位需要什么行为”上移开，转而关注“组织需要什么胜任力”，并鼓励自我导向的、基于团队的员工发展。这两位作者对传统的和基于胜任力的两种人力资源管理方法做了对比，结论很明显：基于胜任力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更适用于高技能的工作环境。

刻意练习

人们普遍认为顶级的专家技能无法习得，只能靠神秘的天赋。这个论断如果是真的，对于今天的雇主来说则格外糟糕，因为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专家技能。幸好，Ericsson、Krampe和Tesch-Römer的研究打破了“才华天赋”的神话。通过审视之前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大多数专业技能而言，专家技能的获得与基因遗传几乎没有关系。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仅靠练习与经验并不能保证高水平。换言之，高水平（甚至世界级水平）的专家技能大多数人都可以达到，如果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并且练习得法的话。

这几位研究者审视了来自多个不同领域的数据：国际象棋、作曲、科学、写作、医疗等等。他们发现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共通点：最高水平的专家级表现都出现在大约十年的从业时间之后。细致的考察表明，这些世界级的水平来源于大约一万小时的刻意练习。更重要的是，他们识别出了刻意练习的核心要素：这些练习应该基于练习者当前的水平设计、目标是提升其能力水平；练习应该与即时的反馈相结合；练习应该重复很多很多次。有些“神童”在很年轻时就展现出了世界级的水平，仅仅因为他们很早就开始密集的刻意练习。后来的畅销书《哪来的天才》阐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

刻意练习理论与精益/敏捷理论有内在的相通之处，尤其是对短反馈周期的重视。有理由相信精益/敏捷与刻意练习能够彼此增益，成为现代组织有系统地提升员工个人胜任力、并最终提升组织胜任力的重要环节。

无人驾驶汽车意味着什么

把车载GPS、定速巡航、自动泊车、防碰撞主动刹车、车道偏离报警这几样技术放在一起，实际上一辆可以无人驾驶的汽车在技术上就已经成熟了。几个月前纽约市已经与Google达成一个协议，从2016年起引入无人驾驶的出租车。然而技术的成熟与投入实用远不是变革的终点，恰恰相反，这只是一场更为深远的变革的起点。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意识到，无人驾驶汽车一旦开始普及，人们自己开车的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你将无法再选择自己开车。还不用说你是否能以时速100公里与前车保持50公分距离跟车，能从层层叠叠密不透风的自动控制的地下车库里把车开出来就是个巨大的挑战。车险条款也会变得对人为驾驶非常苛刻。驾驶汽车将成为一种专门的、只有少数人在少数特殊情况下使用的职业技能。

当所有人不用在通勤路上驾驶汽车，全球每年可以省出十亿小时时间，两倍于建造埃及吉萨金字塔所耗用的工作量。这个时间和空间将成为一片全新的市场。由于车辆全局统筹共享，利用率大幅提升，车辆小型化将成为趋势，只能搭载一到两个人的小型车辆将成为主流。既然不需要人为驾驶（以及支持人为驾驶的一整套装置），即使小型车辆也可以有非常宽松的乘坐空间。而且对外视野不再是必须品，因此车辆内部可以做成360度全景屏幕，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车内环境。通勤路上的时间既可以用于个人娱乐，也可以用于远程会议，坐进车内就跟坐进自己的工作室没有区别。

统筹共享会让车辆保有量大幅下降。由于车辆不需要整天整天地停在车位上，城市车辆保有量只需要现在的20%。今天的大城市（尤其在中国）规划设计很大程度上以车辆为中心，首先关注道路的通畅。这种城市设计的理念将变得不合时宜。当数量仅为今天20%的车辆更加快速且安全地自动行驶，城市的道路便不需要如此宽阔，居民区和商业区也不需要如此多的停车位，更多的空间可以被用在市民身上。

车辆保有量的大幅下降和车辆的小型化，将降低用于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美国能源消耗的28%用于交通运输，因此这个项目上的节省意义重大。同时，由于“驾驶体验”变得毫无意义，且车辆在全局统筹共享，电动汽车的劣势将不复存在，电动汽车的比例将大幅增加。大量的电动汽车将成为一个巨大的、移动的蓄电池，使风电、光电、潮汐电等有明显峰谷因此无法成为骨干电网主力的绿色能源得到充分利用。

城市区块的优劣将被重新评估，居民区/商业区与周边环境的互动更少，贫富人群生活更加割裂。城市的安全程度将大幅提升。不仅因为没有了交通事故，而且因为所有人在所有时间进行的所有距离稍长的位移都受到监控，控制犯罪将变得容易。同时个人隐私也受到更严重的侵犯。

中产阶级将失去一种用于身份定位和自我表达的重要的文化载体。众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将迫切需要一种明显可见的、能呈现一定个性特色的、价格大致相当于半年到一年收入的消费品，作为汽车的替代。在没有了汽车这个重要道具之后，中产阶级将需要一组新的行为语言来具象表达“责任”、“财富”、“自由”、“放纵”乃至“爱情”等抽象概念。一套全新的装逼方式将被发明出来。

参考资料

• Gao, P., Hensley, R. and Zielke, A. (2014). A road map to the future for the auto industry.
• Bertoncello, M. and Wee, D. (2015). Ten ways autonomous driving could redefine the automotive world.
• Claudel, M. and Ratti, C. (2015). Full speed ahead: How the driverless car could transform cities.

公益IT的精益之路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8月12日号）

不止一位在公益机构工作的朋友对我说：现在大家都在谈数字化、谈“互联网+”，我们机构也想用互联网思维武装自己，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发一个某某某系统……听他们畅想自己的数字化宏图，在这场对话中扮演“IT专家”角色的笔者往往却只能泼冷水地说：开发系统太贵了。笔者在一篇题为《开发软件有多贵》的文章里曾粗略估计，自行建设并拥有一个普通IT系统的成本可以轻易地达到上百万人民币。这个级别的开销对于普通的公益机构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应该看到，大多数组织、大多数人看待IT的方式，本来就是由少数几家大企业通过不懈的广告宣传给培养出来的。也就是说，“主流的”IT视角是为金融、电信、零售……这样的大型商业机构服务的，因为这些机构才是IT大厂商的主要顾客。这种视角的差异，决定了主流的IT话语未必适用于公益机构。1968年，一位名叫梅尔文·康威的程序员指出：IT系统的结构与组织机构的结构相匹配。按照“康威法则”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传统上大家观念中的“企业应用”都是大规模、整体化、高复杂度、高定制度的软件系统，例如ERP、CRM等等——因为现代的大企业正是这样，由大批专门人才紧密结合成一个个部门、再组合成高度内聚的商业机构。

然而公益机构的结构并不经常像企业这样紧密内聚。很多时候，公益机构的运作是以少量全职员工加上捐赠者、志愿者、政府等各方力量共同构成的松散组织来进行。当组织结构的性质变化，照搬企业IT的建设思路自然会遭遇困难。且把定制IT系统高昂的成本放在一边不谈，公益机构既难像企业那样对志愿者进行高密度的IT培训，又难像企业那样严格约束志愿者，实施定制IT系统的难度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公益机构面对的问题域往往不像商业领域那样有清晰的定义，这又给IT建设增加不少变数。

面对成本受限又充满未知的领域，《精益创业》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以“开发-度量-学习”的循环快速迭代，精益创业方法提倡验证性学习、灵活调整方向、以及“快速地失败、廉价地失败”。作者介绍了一个创业者开始网上订餐业务的故事：这位创业者没有开发任何复杂的软件系统，只是手工把几家餐馆的菜单放上网，然后自己接电话收订单、自己到餐馆取餐、自己送货兼收款，以此验证自己的点子，随后在营业额上升、人手不敷的时候才开发软件来自动化。这种建设IT系统的方式，对于公益机构而言不无借鉴意义。

沿着精益创业的路径，公益机构不太可能建设出像企业应用那样高度集成的“IT系统”，更有可能建设出一系列简单IT工具组成的“IT生态”：用WordPress之类的工具搭建的简单网站用作机构介绍；微信订阅号用于传播内容；金数据用于收集捐赠者信息和招募志愿者；内部的捐赠者管理和志愿者管理则用有版本管理的Excel表单完成……有趣的是，这样的IT生态却恰好与公益领域多方协作的生态结构相匹配，又因为大量借用现有软件工具而降低了所有使用者的学习曲线，于是这样“生长”出的IT系统不仅成本较低，而且往往比以企业模式集中实施的IT系统更为使用者们接受。

借用现有软件、让IT生态“生长”，不表示公益机构的IT建设不需要规划设计，只是设计的重心不再是单一的IT系统，而是与公益生态对应的IT生态。《商业模式新生代》把听来高冷的“商业模式”放在一张纸上描绘出来，帮助设计者思考一个机构、一个“生意”最根本的要素：顾客、价值、渠道、客户关系、收入来源、核心资源、关键操作、重要合作、成本结构。虽然公益不是商业，但这种灵活而可视的方法同样有助于公益机构厘清生态系统中各方的关系与协作模式，进而定义与之匹配的IT生态。

媒介学家德布雷说，吸引人关注某一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通过互动，“让观众参与”。在思考公益机构的IT规划与建设时，需要跳出企业IT内聚、内向的视角，纵观整个生态系统，设计各种IT工具在各方交互中扮演的角色。对于资金有限的公益机构而言，这可能是一条更实用且效果更佳的数字化路径。

被信息塑造的新工人阶级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7日号）

当你看见十多个年轻小伙子围坐在一张长条型电脑桌上，各自神情专注地紧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一边快速地敲击着各自的键盘与鼠标，还不时互相呼喊，你会认为他们在干什么？玩游戏？没错。但又不止于此。他们可能受雇于一个“工头”，每天在后者提供的电脑上玩网络游戏超过十小时，将游戏中获得的装备和宝物交给工头变卖并从后者那里领到一份工资。尽管不为任何现实中的职业认证或劳动保障机构认可，这些被称为“游戏矿工”的职业游戏玩家确实是在劳动并撑起一个每年交易额超过十亿美金、年增长超过20%的市场。他们是信息时代塑造的新工人阶级成员。

赵月枝教授在《传播与社会》书中提到一个有趣的事实：中国在2001年制定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是全球第一个官方确定的全国性信息化指标。政府对信息化建设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精英驱动、市场驱动的信息化建设在制造“高大上”的城市白领信息时代生活方式之余，却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工人、农民等“信息中下阶层”。难怪赵月枝教授要问出“手机之后，是什么？”——被迫卷入这场数字革命的广大劳动人民在这场革命中有何收获，这是一个颇可玩味的问题。

邱林川所著的《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是对这个问题一次有益的探索。首先，他带领读者回顾了两种主要的信息技术——手机与互联网——在中国普及的过程。从“信息中下阶层”的视角，他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样一个“迅速扩散与变异”的模式：中下阶层在商业机构跑马圈地的扩张过程中被卷入信息化大潮，而后又因从他们身上无利可图而被市场边缘化，最终使得中下阶层尽管“被信息化”，却无力于表达和决定自己的信息化需求。用这样一个草根视角回顾网吧、寻呼机、小灵通、短信等信息技术的兴衰历程，能使读者在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中读出一层别样的意味。

在作者的探索过程中，流动者、尤其是中下阶层的在外务工人员是一个特别吸引他关注的人群。作者准确地指出，在传统的“知识工作者”（或称“可自我编程的劳工”）与“体力劳动者”（或者“一般劳工”）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为数众多且高速增长“灰领”阶层（或称“可被编程的劳工”）。一如汪晖在一篇文章中所写，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工作于高档写字楼、外表光鲜亮丽的“新穷人”，实质上干的却是枯燥程度与蓝领工人相当的工作——薪酬也堪相比较。当信息的加工处理成为一类价值增长点，工业时代的泰勒主义便自然地延伸到信息时代，将文员、质检等职业塑造成日益枯燥重复的“灰领”，并创造出短信写手、网游代练等新的“灰领”职业。尽管劳动的场所和形式与传统意义上的“劳工”相去甚远，这些被信息技术催生的新工人与前者面临同样的信息挑战：信息技术使他们被原子化、边缘化，他们在新技术塑造的工作环境中不仅承受资本的剥削，而且还在精英导向的话语体系中失语，然后又在无力于表达的状态中被主流媒体污名化。从时下流行的“屌丝”、“蚁族”等戏谑又不乏苦涩的自称中，人们不难看到这个群体的挣扎与无奈。

资本透过信息技术对中下阶层的剥削还不仅限于工作空间。通过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意识形态构建，信息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们着眼于如何将中下阶层工作之余本已为数不多的闲余时间与金钱压榨干净，而非如何为他们提供更为有益的信息工具。正如安杰维克在《异化的自由劳动》（收录于《数字劳工》）一文中所说，曾经开放、自由的互联网已经被高度私有化，对于已经没有太多购买力的中下阶层，资本则将他们异化为免费劳力。当提供免费上网时段的飞宇网吧被清一色的网络游戏专用机取代，当数亿微信用户平均每天花1.7小时刷朋友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远弗届的信息技术是如何协助资本来榨干中下阶层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信息技术被用于塑造、束缚和剥削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同时，也为这个新工人阶级的成长、联合和斗争提供了工具。不无遗憾地，邱林川在他的书中并未深入探索中下阶层信息化的现状可以如何发展，从而使这个阶层本身（而非控制信息技术的资本家和精英群体）受益和赋权。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回答它不仅需要兼具人文社科与信息技术的跨界知识与技能，而且需要具备这样技能的一个专业人士站在无产者（而非资本家）的立场上思考。不过，即令留下了“怎么办”的问题，这本《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毕竟用无产者的视角清晰勾勒了我国信息空间的发展图景，为后来者的继续探索预备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情心的贩卖

（本文同时发表于破土网）

毫无征兆地，微信朋友圈里突然流行开一条消息，内容是：“建议国家改变贩卖儿童的法律条款拐卖儿童判死刑！买孩子的判无期！”第二天，观察网一篇文章便引用微信公众号“移动互联网”的观点，指这条朋友圈其实是某婚恋网站进行的互联网营销，并估算一天的营销 可以为该婚恋网站获得2.5万名注册用户，同时给此条朋友圈消息的作者带来12.5万元收入。

正如笔者在《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一文中所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软件”其设计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用户上瘾，从而使企业能够打包销售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这次朋友圈营销事件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近看大众的同情心是如何被资本利用并打包贩卖的。

齐泽克在《暴力》中指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其丰富的信息渠道以及优渥的生活条件，经常会产生对贫穷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及对社会不公的道德愤怒。然而资本主义进化出了一种能力，不仅使其自身免疫于这种道德愤怒的攻击，甚而能从同情与愤怒本身营利。

“在这个国家每六秒就有一个女人被强奸”及“在你阅读这段文字的过程中，十个儿童将死于饥饿”，这只是其中两个例子。隐藏在这一切之下的，是一种道德愤怒的伪批判情结。几年前星巴克（Starbucks）正是利用了这种伪紧迫感：当时星巴克在每家店门口贴了一张宣传海报指出该公司拨出部分连锁店利润援助危地马拉——它们的咖啡豆来源地——的儿童健康计划。意思是说你每喝一杯它的咖啡，就救活一名儿童的性命。

这种“伪紧迫感”之所以有效，恰好反映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正是该婚恋网站的目标顾客群——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抽离的、抽象的。对于众多都市白领而言，底层人群的悲惨境遇只是一个抽象概念，无论是被拐卖的儿童，还是自杀的留守儿童，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无差别地唤起一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以及随之而来的、迫切想要将这种模糊的同情与愤怒宣泄出去的伪紧迫感。居住在钢筋水泥森林、工作在玻璃办公室里，都市白领们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的事需要去同情和愤怒，只需定期宣泄内心积累的“愤怒定额”，然后就可以继续安稳于自己每天的工作与生活了。

紧接着，资本家们帮中产阶级找到了宣泄这种抽离、抽象的同情与愤怒的途径：消费。中产阶级本来会对消费至上的社会形态、对社会的不公感到有负罪感，资本家却趁机贩卖“赎罪券”，宣称只要多付一元钱（或者五分钟时间，或者你的个人信息），消费者就不必再有任何负罪感，仿佛世间的不公就会自动消泯。当然我们知道，不公与苦难不会自动消泯，消费者多付的一元钱（或者时间，或者个人信息）只是增加了资本家的财富。通过贩卖苦难与不公、同情与愤怒，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体系得以运转得愈发顺滑，资本家的财富得以加速积累，无怪乎齐泽克在电影《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辛辣地将星巴克的营销手段称为“消费主义的最高形态”。

媒体也适时地加入这场消费同情心的盛宴。据说某知名社交网站的编辑部门每当有灾难事件发生时便一片欢呼，无疑是已将苦难与同情的打包贩卖做得驾轻就熟。在这条传播与营销的流水线上，中产阶级的同情心、负罪感与愤怒被纯熟地物化、被唤起、被打包销售、然后迅速平复以待下一轮的生产。至于真正承受苦难的那些人，他们只是耗尽其“新闻价值”然后被弃如敝屐，至于他们的境况是否因为中产阶级每天宣泄的“愤怒定额”而有所改善，又何曾是资本家关心的问题？

既然认识到这种消费苦难与同情的资本主义逻辑本质的伪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做些什么来对抗？首先，我们需要反抗资本主义营销机器制造的伪紧迫感。我们需要承认：社会问题之所以根深蒂固，就说明它们通常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摈弃自私的、以消解内心负罪感为目标的急切而浅薄的“行动”。我们需要保持内心的愤怒，将其转化为持续学习的动力，通过学习去理解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背后的逻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走出都市白领的玻璃办公室，走进工农群众，走进那些贫困者、被剥削者、被损害者、无声者，与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惟其如此，知识分子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社会的不公。

金数据，让无声者发声

格雷厄姆·默多克在他的文章《疆域与十字路口》中说到，除了获得信息与知识之外，公民还应该有权准确而公正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然而让社会底层的“无声者”发声，在很多时候是一件困难、成本高昂、甚至有风险的事。互联网技术改变了这一切。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像金数据这样的工具可以被用于帮助更多公民发出自己的声音。

金数据是一个“在线表单设计、数据收集、统计和分享工具”。用这个工具，你可以快速创建调查表，然后通过微信或QQ将调查表分发给很多人。收到调查表的人可以在智能手机上方便地填表，从而表达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举个例子，如果某个NGO想了解工厂里的工人们对工作环境是否满意，他们可以选择去询问工厂代表（得到的信息未必真实），也可以在工厂门口请工人填写调查表（工作量大，且可能受到阻挠），或者他们也可以创建一个金数据表单。注册金数据用户，选择“创建新表单”，你就会看到很多现成的表单模板。“调查问卷”分类中的“员工满意度调查”与我们的例子最接近，我们就选择这个模板开始好了。

选用“员工满意度调查”模板之后，我们就来到了表单设计的界面。首先是表单本身的描述部分，包括调查表的名字和一段简要的介绍。我们可以修改这些内容，以便受访者理解接受调查的意义。

模板中已经提供了一些常用的问题。点击选中任何一个问题，我们都可以修改问题的描述和选项，也可以添加提示信息以便受访者更好地理解每一个问题。被选中的问题右下角会出现红色的“删除”按钮，不需要的问题可以直接删掉。

当然也可以添加新的问题。点击页面最底下的“添加新字段”按钮，你就可以从多种字段类型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类型来新增问题。如果你想让受访者从几个固定的答案中做选择，可以用“单项选择”或“多项选择”类型；如果想让受访者填写某些信息，可以用“单行文字”；“多行文字”则允许受访者做更大篇幅的意见和观点表达；“邮箱”、“电话”、“手机”等类型可以用来获得受访者的联系方式；“地理位置”可以用来获知受访者所处的地点；等等。

把所有的问题都设计好之后，点击页面底部的“保存表单”按钮把我们的设计保存起来，我们的调查表就可以分发出去了。点击页面顶部的“发布”链接，可以看到有两种方式来发布调查表。我们可以复制网址，把网址通过邮件或者QQ发给别人，让他们在电脑上填写调查。对于使用智能手机的受访者，我们可以把二维码打印或印刷出来让他们扫描，或者自己在微信中扫描二维码、打开调查表以后再转发给他们。

现在，工人们只要有微信，就可以打开调查表来接受调查了。

作为调查表的拥有者，你还可以进入“数据”和“报表”这两个链接，看到所有受访者提交的调查结果，以及对数据的分析报告。数据也可以导出到Excel，以便做更深入的分析。当然金数据还有很多高级的功能，你可以在使用的过程中继续去探索发现。

开发软件有多贵

有个朋友的朋友想做一个公益的事。因为出资的都是教育水平较高的精英人士，所以对项目的监控透明度要求比较高。于是这个朋友的朋友就想了，信息时代嘛，IT工具不是可以促进交流提升效率么？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想做个app，可以干这个这个这个……

我打断他说，别着急，做软件很贵的，你不一定玩得起。

做个软件究竟有多贵？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粗略的估算。市场上定制开发软件的人工成本按一人月20,000人民币来算，平均每人天1,000人民币。根据《软件估算》提供的经验数据，随软件复杂度变化，在整个交付项目期间，平均每个程序员每天产出的代码量在2行到200行之间。如果以平均每天产出100行代码来算，则编写每行代码的成本是10元钱。

把软件写出来只是第一步。软件要放在某个环境上去运行的。服务器端的软件要部署在可靠的服务器上，要有可靠的网络连接。客户端的软件（比如一个app）要安装在使用者的电脑或手机上。软件要维护要升级要管理要排错的。有了一个软件，有了一台服务器，就得有掌握这个技能的人来管理它的。根据Oracle引用Enterprise Management Associates的数据，60%~70%的IT预算耗费在运营和维护上。于是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到，加上运营和维护成本，一行代码的成本就会达到30元。

那么一个app会有多少行代码呢？当然也随复杂度不同会有很大变化，只能举两个例子作为参考。RapidFTR是一个用于“家庭跟踪和团聚”的Android应用。当战争、地震、海啸等灾害发生时，国际援助团队可以用这个应用来寻找失散的儿童。这个软件大约有34,000行代码。另一个Android应用是克林顿健康倡议给非洲国家开发的基层医疗物流管理软件，乡村医生可以用这个工具来管理他们的药品库存。这个软件的代码超过46,000行。换句话说，这两个目标很单纯、功能并不复杂的Android应用，拥有它们的成本都在百万人民币以上。

而且上面估算的还只是软件本身的开发、运营和维护成本。在IT的基础上调整组织机构、优化工作流程、创造高质量内容、市场传播推广……那需要的人财物力就更加难以估计了。更不用说，移动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充满变化与创新的领域，犯错与试错是家常便饭。所以你看，想开发一个新软件，这是多么贵的事。

软件这么贵，是不是没钱的组织、尤其公益组织就注定享受不到科技带来的强大能力了？不是。其实有大量的软件工具已经存在，它们非常成熟，它们经过了无数用户的检验、能很好地完成它们想要完成的任务，而且它们非常便宜甚至免费。要做个网站吗？Ghost或者WordPress都可以。要点对点的传播？微信和QQ是蛮不错的工具。想收集很多人的观点和意见？金数据就是干这个的。发邮件期刊？可以考虑MailChimp。需要客户关系管理（CRM）？其实一个设计合理的Excel表单就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一个机构想要用IT技术提升能力，首先需要的是互联网思维，是设计能力。首先理解自己的目标用户，理解用户的整个体验，理解体验之中的困难与挑战，然后选择适当的工具来应对这些困难与挑战。当你把问题细化到一个具体的设计挑战，往往就能找到现成的工具来解决它。至于开发一个新软件这种又贵又费神的事情，还是能不做就不做吧。

数字时代的劳动与剥削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15年5月13日号）

你为什么玩微信？

这个问题乍看起来有点无聊。微信的网站上介绍它是“一款跨平台的通讯工具”。然而很明显地，一个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和文字”且免费的手机短信替代品可能是很多人开始使用微信的原因，却不是人们每天在上面花1.7个小时的原因。人们可能是因为必要的工作或亲友联系而开始使用微信，但每天在微信上做得最多的事却是在刷朋友圈。

想及这一层，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了，因为你会很快发现，这个被归类为“社交软件”的工具并没有改善人们的社交：人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吃饭却不和彼此交谈，只顾各自埋头刷着朋友圈里毫无价值的谣言和鸡汤。于是我们会提出一个（或者两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微信（以及其他跟它类似的“社交软件”）既没有改善我们与身边人的社交，又没有改善我们与远方人的社交，那它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会让人们如此上瘾？

答案很简单。微信存在的目的从来不是改善人们的社交，而是增加腾讯这家公司的财富。至于它为什么让人们上瘾，因为这样的软件本来就是被制造出来让人上瘾的。人们在其中沉浸越深，腾讯公司越能把用户打包销售，从中赚到越多的利润。

剥离掉所有的花言巧语，一个简单的描述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用了一定的时间做某事，而做这件事的目的是为某企业增加财富。你把这件事叫做什么？我叫它“劳动”。微信的用户们都是免费的劳动力，当他们每天花1.7个小时刷朋友圈，他们就是在给腾讯打工，腾讯的财富就是建立在剥削这些免费劳动力之上的。

这个颇为惊人的论断，正是《数字劳工》的作者们试图告诉我们的。马克思说，资本家的财富来自对劳动者的剥削。然而建立在技术变革之上的新经济呈现出另一种样貌：白领知识工作者拿着高薪，在舒适的工作环境中追求更高的个人成就，这一表象使得像腾讯这样的互联网企业似乎脱离了马克思的理论，似乎被科技庇佑的他们可以毋须剥削劳动者即获得大笔利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位置与形式，将劳动的场所从工厂转移到网络、到每个人的电脑与手机，并通过宣传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让人们心甘情愿地免费劳动。然而归根到底，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变——毋宁说是变得更残酷了：在数字化、网络化的大工厂中，资本家不仅不给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连工资都不付。

有人会辩称，这些软件只是继承了互联网自由共享的传统，让人们与亲朋好友分享信息与乐趣，而且人们确实乐在其中。对此《数字劳工》的作者们指出，大多数由商业巨头运营的互联网服务根本不是提倡分享的“礼品经济”：人们并非赠送彼此有益的礼品，而是争先恐后地制造垃圾信息，只有资本家在从中获益；而以Wikipedia为代表的少数确实秉承着“礼品经济”精神的服务却被整个互联网生态边缘化了。正如齐泽克所说，大多数人被意识形态灌输后真心相信自己喜欢（或者离不开）这些软件。但如果退后一步看看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那些内容，你真的会说它们是给人带来快乐的礼品吗？

在指出现状之可悲的同时，《数字劳工》也指出了一种颇具冲击力的未来可能性。在使资本家能剥削数亿免费劳动力的同时，信息与通信技术也使“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成为可能。《为了胜利》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来自印度、中国、新加坡、美国……世界各地的职业网络游戏玩家（也被称为“游戏矿工”）们在全球联接的、独一无二的劳动场所——游戏——中展开了罢工和占领，迫使资本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虽然仍是一个虚构故事，但《为了胜利》和《数字劳工》不约而同地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当资本家通过科技工具剥削劳动者，同样的工具也在增强劳动者的能力并帮助他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在他们熟悉的数字世界里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家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和很多批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样，《数字劳工》在尖锐地指出问题之后，并未给出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替代方案。对于“怎么办”的缺失，使得前面的批评多少显得像阿雷格里港运动那样后继乏力。既然作者们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在《为了胜利》的虚构情景尚未成为现实之前，已经被当作免费劳工剥削的万千用户们又能做点什么呢？

我私人给我朋友们的建议就是：如非必要，远离微信。如果作为设计师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做Logo，如果作为写作者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写文案，如果作为程序员的你不肯免费给人开发软件，那么你就不应该继续把自己的时间用来刷朋友圈给腾讯创造价值。放下手机，去阅读，去运动，去欣赏艺术，去陪伴所爱的人，这些才是真正能令你快乐的事。

如何得到并留住高级技术人才

在一篇麦肯锡的文章中作者提到一位CIO，他急需几个资深的架构师——甚至都不敢奢求“优秀的”架构师——来应对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高级技术人才日益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必备的战略性资源。这些抢手的人才不仅不易获得，也不易留住。来自怡安翰威特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高科技员工离职率高达30.5%，其中四分之三是主动离职。Kochanski和Ledford的研究则指出，损失一名技术人才的成本可以高达6倍于损失一名管理人员。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于高级技术人才的重要挑战：如何获得这些人才，以及如何留住他们。

如何获得高级技术人才

获得高级技术人才的第一个渠道是对外招聘。除了传统的招聘渠道之外，Lievens和Harris的文章介绍了通过互联网招聘的一些渠道。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社交网络在招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篇发表在IEEE《软件》杂志的文章指出，GitHub、LinkedIn等新生的在线社交网络使招聘者能更容易地寻找、接触和评估高级技术人才。企业需要用有效的宣传信息去吸引这些人才。麦肯锡的一篇文章讲到，针对现代人才的宣传信息需要同时传达出实在的、可度量的价值和抽象的、不易度量的价值，并通过有效的渠道来传达。另外，招聘的流程也很重要。CIPD的调查显示，冗长的面试流程会使更多应聘者放弃职位。如何优化招聘流程使之兼顾质量与效率，这是招聘团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一个获得高级技术人才的渠道是从企业内部培养。Hawkins的文章指出，学习型组织会促使员工持续学习和自我转变，并将自发的学习行动与组织的战略相结合。基于活跃的学习氛围，下一个任务是准确、高效、公平地识别出潜在的领导者。《培养领导者》提出了一套识别潜在领导者的机制，综合考虑背景、经验、绩效、技能、适应力、多样性等多方面因素。培养人才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培训、指导、短期体验、任务分配等都可以是培养人才的方式。高级管理者必须直接对潜力员工的培养负责，不是期望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领导力培养计划”，而是要针对每个员工的特点定制适合她的领导力培养计划。

这个领域有很多新事物新现象，需要按照精益创业的方法，不断尝试、不断度量、不断学习。发表在HBR的一篇文章给出了六个对人力资源部门有用的数据分析：人力资本事实，人力资本投资分析，人才价值模型，人力资源管理分析，人员预测，人才供应链。

如何留住高级技术人才

留住高级技术人才的第一要素是薪酬奖励体系。激励机制的设置需要平衡各种因素，并与组织战略相一致。举例来说，完全不与绩效挂钩的薪酬体系可能使员工失去斗志；然而Bukovinsky的文章指出，与绩效强挂钩的激励机制可能导致员工过度重视个人绩效目标而损害企业整体目标。再比如，年轻而技术出众的“明星”需要得到重视，同时又不能使其他员工感到受轻视。

除了薪酬之外，留住高级技术人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个人发展，尤其是技能的发展。Aggarwal等人的文章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技术性技能培训和评估框架，其中把技术能力建设分为五个步骤：知识学习；实作任务分解；实验环境训练；真实环境训练；独立操作。很多人和组织在能力建设时仅仅聚焦“知识学习”这一个步骤，以致知识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技能和——个人的或组织的——竞争力。因此高级管理者在为潜在领导者设置领导力培养计划时，需要以多种能力培养方式覆盖能力建设的各个步骤。

超出激励与个人发展的范畴，Kahn的文章指出，当员工与组织建立情感上的连接、自我认知为组织的主人翁，他们会表现出更高的绩效、并且更不容易离职。建立这种情感连接和归属感的方式可以有多种，例如一个组织对专业技术有特别的重视和行业领导力，或一个组织有特别的社会责任感，都可以使之区别于其他组织，并有助于员工建立情感连接和归属感。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解读

有一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工人养活了老板，还是老板养活了工人。从这个讨论中我们可以窥到超出这个讨论本身的事情：因为资本家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占据优势，他们不仅剥削劳动人民，而且还通过文化、教育等种种手段让劳动人民认为自己应该被剥削、甚至应该对剥削感恩戴德。这种影响和控制人们思想的东西，就叫做“意识形态”。

关于什么是意识形态，齐泽克在他的电影里有一个很好的阐释。在电影《极度空间》中，男主角捡到了一堆神奇的太阳镜。这些太阳镜，用齐泽克的话说，有着类似“意识形态批评”的功能，使你能看到“所有政治宣传、广告和海报底下的真正信息”。例如写着“我们创造透明的计算环境”的大幅广告，底下真正的信息就两个字：“服从”。

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不是简单地强加在我们身上的，意识形态是我们自发地与社会所建立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我们在享受我们的意识形态。走出意识形态是痛苦的，你需要强迫你自己去做这件事。

《资本主义的真相》也是这样的一副具备意识形态批评功能的太阳镜。通过长期的、或隐或显的教育和灌输，新自由主义——即“政府不应干预经济”的主张——让人们习惯于一些断言而不对其多做思考。例如作为整个新自由主义基础的“自由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塑造的产物——传说中不被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包括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市场的国家，他们的市场同样是被政治力量塑造并服务于其统治阶级的。其他的若干相关的断言，例如自由市场会使穷国变富，例如自由市场给每个人公平的竞争机会，在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看来，无不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张夏准用大量的论据讲述了23个关于自由市场的秘密。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最重要的洗脑材料，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洗脑”这一事实的存在。当我们能够对那些听起来无比美好的词——例如“自由”、“开放”——提出疑问，开始怀疑它们是否真的像某些人宣称的乃至我们自己曾经相信的那样代表普世价值观，我们便迈出了打破意识形态桎梏与蒙蔽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