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也纳开车到布拉格，途经布尔诺，需要三个半小时。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当年苏军六小时占领捷克全境的行动还挺酷的。

“是非观呢！？”充满正义感的全都是风同学问道。

我不知道。布拉格是如此丰富又充满矛盾的一座城市，它给我的问题，远多于它告诉我的答案。

当法国人说“波希米亚人”，他们指的其实是罗姆人。而真正的波希米亚人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两次把帝国的代表扔出窗外，捷克人民的性格大概要从这里去追溯。

当苏军的坦克隆隆驶进布拉格，玛尔塔·库碧索娃以为是美军来解放捷克人了，托马什医生刚和新婚妻子特瑞莎发生了争吵。随后艰难的日子里，库碧索娃和哈维尔留在布拉格继续抗争，扬·内梅克和萨宾娜远走异国，米兰·昆德拉先抗争而后远走，托马什医生和特瑞莎先远走而后回到了布拉格。

所有人都知道那恐怖的怪兽是什么。然而有趣的问题是，反对那恐怖的怪兽，是否就意味着正义？打败了那恐怖的怪兽，是否美好的世界就接踵而至？萨宾娜对此并不乐观。她喜爱的时代，“音乐就像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而如今这个时代，丑陋的噪音被称为音乐泛滥于每个角落，“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萨宾娜颇有洞见地指出：“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和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齐步游行。”

然而她没有说出口。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正如齐泽克所说，“当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后果时……数以百万计人命丧失的罪责就被否认了。所有这些罪行看似一个‘客观’过程的结果，没有人刻意策划和执行，自然也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宣言’”。在《暴力》里他引用亚瑟·凯斯特勒：“假如权力使人腐化，那么其反面也应该成立：迫害使受害者腐化，虽然或许是以一种更微妙和更悲剧的方式。”当瓦茨拉夫广场的人们欢呼，当列侬墙的人们欢呼，他们如此欣喜于爱与和平的回归，是否有人仍然——像萨宾娜一样——留意美丽新世界的潜入？

对手的不合法性，不能证明你的合法性。对手的丑陋，不能成就你的美好。

然而归根结底，这是一座如此美丽如此丰富的城市，还有美味的甜面包圈和热红酒。无论如何，布拉格仍然是美好的。大概未来还会再去的吧，我这样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