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我曾经是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的拥趸，曾经觉得米尔顿·弗里德曼、罗纳德·科斯、张五常们对人类社会做出了终极的解释，曾经以为——就像他们所说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会让所有人都得到更好的生活，如果不是这样那一定是政府干预使市场失败了。

除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即使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里。

这个疑问是从《房间里最精明的人》开始变得清晰的。之前看过的一些讲对冲基金的书也会使我隐隐有些不舒适，但安然所做的事、尤其是操纵加州电价那一段让我受到冲击了。不是说自由的市场会让所有人的境遇变好吗？我可以看到安然的交易员们的生活变好了，但我没办法被说服在夏天里屡屡被停电的加州人他们的生活也变好了。

然后是这本《资本主义的真相》。这位韩国裔的剑桥教授扯下了所谓“自由的市场”那高贵的面纱。哪里有所谓完全自由的市场？哪里有所谓不受政治影响的商业？在今天的西方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里，政治的管制分明俯拾皆是：为什么不能雇佣童工？为什么不能贩卖鸦片？为什么不能制售盗版？讽刺之处在于，英国刚开始工业革命时童工是很普遍的，美国建国之初杰弗逊总统身体力行地侵犯知识产权，英国还为贩卖鸦片跟中国打了一仗。不论这些是对是错，对它们的限制很明显地是政治的管制。在新增了这么多（而且越来越多）政治管制的情况下谈论“没有管制的自由市场”，这根本就是个笑话。

既然“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先天的理想目标而是一种政治的构建，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政治构建的合法性在哪里？或者换一个问题：究竟何种政治构建是应该被接纳的？或者再换一个更直白的问题：政治的规矩应该怎么定才是正义的？从一个网上公开课开始，我最终找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他的“无知之幕”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必须关怀弱势群体。只有当弱势的、穷困的、底层的群体他们的境遇得到改善，你才能说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是正义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左”和“右”开始有所理解了。两者的区别其实非常简单：你是左还是右，端看你追求更高的效率还是追求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右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喜欢说，市场是自由的机会是公平的，任何人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得到回报。当他们这样说，他们是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一个事实：这些看似公平的机会，是对已经掌握资源的阶层倾斜的。比如说在网上买火车票是有效率的并且公平的，如果你恰好受过教育知道怎么上网的话。所以当他们讲自由的公平的社会，他们讲的其实就是一个弱势群体继续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

阶级、群体之间的不公正在技术的催化之下愈发严重。《与机器赛跑》指出，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次技术偏向的工业革命，马太效应将被技术加剧，拥有资源的、受良好教育的、驱动技术的人将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缺乏资源和教育的弱势群体将被机器取代，结构性失业和教育产业化加起来会使阶级分化愈发严重且不可逆转——这不是科幻，是正在美国发生的现实，而讽刺的是我们正在照着美国曾经走过的路搞教育改革。

就连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都并非牢不可破。资本主义早期人们发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当给工人涨工资，他们反而会降低生产效率，因为他们不用干那么辛苦就可以保持同样的收入水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说，现代这种拼命工作并且忽视物质享受的风气、这种对“勤奋和锐意进取”的鼓励根本不是来自人的本性，而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的构建。从一个相当不牢固的基本假设出发，追求一个近乎虚幻的目标（“效率”）而无视明摆在眼前的不公正与苦难，经济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价》展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应有的能力与良知。这本书可以说是在为所有左翼提供弹药，通过列举美国自里根时代以来日益严重的不公正现象及其后果，逐一戳穿右翼常用的幌子。归根到底，亚当·斯密理想中的“所有人境遇都得到改善”的古典经济学乌托邦是不会自动出现的，即使是在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这时你就总会面临一个选择：为谁的利益而战？已经拥有资源的在上者，还是受剥削受苦难的在下者。斯蒂格利茨让我们看到，自私的、唯利是图的选择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有这么一个笑话：当我给穷人食物，他们说我是圣徒；当我问穷人为何没食物，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一旦开始关心那些穷困的人，连教皇都被说成马克思主义者。向左走，真是很必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