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lton医生突然问我：你是为什么对社会的不公有那么多愤怒？我想了一下，说，大概是跟我的家庭出身有关吧。

我家来自平山机械厂，三线建设时候从北方迁到重庆山沟里的一个国防厂。从我记事时起，这家厂已经军转民生产摩托车。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待遇很好，而且不光是物质待遇，工厂里有自己的学校、电影院、商店、篮球场，厂里的工人多有舞文弄墨能歌善舞身怀一技的人才。坐落在山沟里，四周都是川黔交界地区“地无三尺平”的农村，拥有三千职工、一万家属的工厂不仅是周边农副产品的最终消费处，而且是一个区域性的文化辐射中心。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在那个时候是条件相对优越并且很受尊重的。到90年代初期，虽然没有什么奢侈的享受，我父亲还是会提笼架鸟，还找一位当地的书法家写了一幅字勉励我发奋读书。

1992年对于很多深圳人来说值得纪念，对于重庆人同样值得纪念。从重庆针织总厂破产开始，国有企业制度改革在重庆这个老工业基地带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破产、兼并、重组和下岗。另外一面，市场化让工人阶级突然之间发现他们的工资变得捉襟见肘了。1995年我到城里上高中，我父亲从厂里停薪留职，借高利贷买了一台大货车开始跑运输。我母亲45岁内退以后也开始给父亲帮忙。直到2001年我正式参加工作，他们才终于把车卖掉，正式进入退休生活。

那段时间是我家最困难的一个时期。我上高中的前两年，为了方便父亲找活也为了离我学校近一点，一家人几乎是居无定所，租过几个不同的地方住。父亲运的是长安铃木产的奥拓车，一个超长超宽超高的大货车上装8台奥拓，一路运到北京广州上海。那时高速公路很少，而且各地都在修路，一趟北京单程要开七天。为了方便出城，装车都是在晚上，半夜装好车上路，一天一夜才能开到湖北利川。两个司机搭伴，饿了吃方便面，困了在大货车上躺倒就睡。这是个很辛苦的活路。后来我自驾经过娄山关拍了几张公路转弯的照片，我父亲看一眼就知道具体是哪个弯角，因为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每过一个弯都不是件轻松的事，他就这么一个弯一个弯地挣出了我高中和大学的学费生活费。

我偶尔会帮父母干点活，装车的时候帮着拉下篷布，换轮胎的时候帮着拿撬杠拧螺丝。大部分时候是不用我干活的。十五六岁长身体的时候胃口很大，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吃饱还是没问题的。回想起来，经济条件的变化只是一个方面的影响，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很重要。虽然我家没有落到贫穷那一步，但是亲眼见证一个大厂由欣欣向荣到破落衰败，听到周边农村的父母教育小孩“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有去平山厂当工人”，心理上的落差是对我产生了影响的。

曾经厂里的宣传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可是当像我父母一样的工人阶级真的献了终身，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飞涨的物价、学费和医疗费。“先富带动后富”的口号于我从来都缺乏吸引力，因为让先富起来的人开上小车的代价就是我父亲多年积劳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和慢性胃炎。有一次我和同事争论薄熙来的功过，我说你根本不可能说服我，因为你讲的都是书本上的大道理，我讲的是薄熙来刚下课我父亲的退休工资就被砍了60块钱。

所以，当我自己成了中产阶级，我在内心深处是有负罪感的。我想这是我所有愤怒的源头。即使是透过一双不成熟的眼睛，亲眼看到了工人阶级经历的变化，我会本能地感到那些纸面上漂亮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地方不对。我会不由自主地去想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就像想起我父母的艰难一样。我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这些事视而不见。当我的能力不足以为他们做点什么事的时候，我就会感到格外愤怒，归根结底是在气自己。

1998年我高考结束，我父亲开着超长超宽的大货车到学校门口来接我，那时候我觉得无比自豪，这车比我同学们家里的轿车拉风多了。所以我本质上还是个工人阶级的子弟。Roy说ThoughtWorker们需要阶级自杀，于我而言是回归本来的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