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两部电影，《上帝保佑美国》和《出租车司机》。三十多年的时间跨度，故事主线却极其相似：一个退伍老兵，过着普通人生活，满眼看到都是“当代”的丑恶，终于难以抑制心中的正义感，于是给自己选定一个被迫害、需要被拯救的可怜人，拿起枪崩掉了坏人。《上帝保佑美国》中，男主买枪的桥段，口若悬河的推销员卖完枪以后再推销一把毒品，分明就是在向《出租车司机》致敬。
然而时代背景的烙印使这两部戏、两位大叔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德尼诺大叔痛恨的是纽约街头的渣滓，流氓、妓女、毒品贩子、同性恋，想要拯救的是卖淫女，他还会跟坐在出租车后座、正在竞选的参议员说“不管谁当了总统都应该清洗这些街道”；默里大叔却没有这些正人君子都能同仇敌忾的靶子，他痛恨的是低俗的综艺节目、毒舌的主持人、炫富的小姑娘，他只能跟同事抱怨并且承受同事们不解的眼光，或是躺在床上用优雅严谨的句子咒骂邻居家的傻逼。德尼诺大叔尽管没文化、生活一团糟，总让人觉得他有希望；而默里大叔有文化、干着体面的白领工作，却让人感到全然无助，看不到出路。这种基调到结局达到了高潮：德尼诺大叔误打误撞成了英雄，卖淫女跟着父母回家上学，他仰慕的女神再次向他示好；默里大叔举着枪质问所有冷血的看客，他想拯救的弱智儿童却说“我喜欢被他们嘲笑”，失去了拯救对象的大叔只好一枪崩了这个傻逼然后任由警察把自己也干掉。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和七十年代相比，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我们没有观点、没有信仰，我们只要娱乐。
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娱乐至死》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只要你认真想想（当然，“认真想想”本身就是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你就会发现：《一九八四》其实越来越不可能发生了。我们被压制言论自由了吗？我们被压制新闻自由了吗？那为什么大家都在肆无忌惮地批评执政党？为什么南周新年致辞所有人都看过了？《一九八四》的不可能发生，跟执政党的意愿无关，它就是客观不可能。然而《美丽新世界》是客观可能的。人们不再谈论理想以及一切高尚和宏大的事情不是吗？人们不再进行深入和高度抽象的思考不是吗？人们满脑子里装的就是上班赚钱然后消费不是吗？人们谈到爱情时想的就是开着直升飞机去郊外打一场高尔夫然后回到精致的公寓里做爱不是吗？就连——任何一个时代里都属于少数的——愤怒者的愤怒，虽然不会真的拿起枪来把坏人干掉，也跟这两部电影一样：愤怒的目标不再是黑暗、丑恶、肮脏、犯罪……而是没有思想，没有准则，娱乐至死。
《一九八四》不会来了。而《美丽新世界》已经来了。
看看我们的“知识工作者”们吧。实验室的负责人说：“具体细节通向品德与幸福，而了解全局只是必不可少的邪恶。”然后他们谈论化学、谈论物理、谈论基因、谈论波坎诺夫斯基程序、谈论科学与工程，他们就是不谈论目的和意义，不仅因为目的和意义需要抽象思考，更因为目的和意义与消费和娱乐无关。用专业术语把目的和意义边缘化，“知识工作者”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杀人然后下班，去消费。如果驾驶无人机杀人这个例子让你觉得太遥远而无法与自己联系起来，那么《寂静的春天》又如何呢？操作复杂有机物碳链上的氯原子，得到一种新的有机物，然后“知识工作者”们就可以下班，去消费。我们的社会已然是这样运转了。
而且我们的社会很可能必须这样运转。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体塑造人，数字媒体已经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专注的能力、进行复杂思维活动的能力。有个小朋友跟我说，劳教制度取消了。我问他，什么是劳教，跟坐牢有什么不一样？他哑口无言。这就是现实。我们的大脑已经被数字媒体塑造成开放然而浅薄的状态。我们接受信息而不思考，观点和简单联系胜于逻辑与结构。而这种结构的大脑所能进行的知识工作，是简单的交流、简单的模式匹配，是可以被机器取代的。当工作的意义其实只剩下让工作者感到自己仍然有事做，“目的和意义”又从何谈起？我们当然只能把工作的意义解释为“消费和娱乐”。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我们工作是为了消费，我们消费是为了娱乐。娱乐使我们快乐。我们没有被强迫，我们不需要被强迫。这就是幸福，我们自己选择的幸福。
所以，欢呼吧，为了《美丽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