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个月在电影院看了谍影重重4。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点意思，是一段专业技术人员的对白：

A: There you are. There’s the signal.

B: Signal is hot, solo, signal is up and live.

A: It’s about an hour, it’s mine.

B: Copy solo. Strong signal.

A: What’s our timeframe here?

B: 15 minutes plus or minus.

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电影，不妨猜一猜，这两位是什么身份、谈论的是什么内容。（即使你看过也可以猜一猜，因为你未必会留意到这段。）

猜到了吗？答案是“无人机”。这两位是无人机驾驶员。他们谈论的，是操控一架装载了现代化武器的无人机，去杀死两个活生生的人。它让我感到震撼的点在于，这两位驾驶员就像在玩游戏一样对待这整件事：他们谈论的对象是“信号”，而不是“人”，不是他们的同类。他们无须面对同类被杀时的惨状，只要在雷达上捕捉到“信号”，轻轻按下按钮，游戏结束。于是，专业技术，以及高度专业技术化的语言，让整件事变成了一个游戏、一次技术性操作，而不再是残酷的杀戮。下手杀人者可以轻松地避开良心的谴责，因为整件事是如此冷冰冰的技术操作，他们的眼前没有火、没有血。

而且这不是电影的虚构场景。远远不是。看看无人机在巴基斯坦，看看无人机在阿富汗。就是2012年，当人们在为一块无人居住的礁石打得头破血流时，无人机在阿富汗杀死了两千平民，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操控这些无人机的，就是用同样的专业术语对话、玩同样的高科技游戏的专业技术人员——也许除了他们从游戏中获得的成就感更大，因为需要处理的“信号”更多。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专业技术人员可以用科技的、中立的、不具情感的语言使自己所做的事情去目的化，从而营造一种“我只是在做一项技术工作”的假象，至于这项工作究竟造成了什么，是杀人还是救人，是让世界变得更好还是更糟还是根本无关紧要，那都跟我没关系，我只是在做工程/技术/研究。同一部电影里，女主角把自己的工作描述为“行为设计”、“神经元设计”，说“我只是在做科学研究”。实际上那是什么？用药物控制人的思想。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用精细的分工、用巧妙的语言、用科技的外壳把自己所做的事和它造成的结果、它的道德意味相隔离，于是人类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做一切恶事。这是一种可怕的情景。

而且这不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情景。即使只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写代码的我们，可曾问过自己：在所有的对象、异常、模式⋯⋯背后，我们做的软件是谁在用、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做的软件是不是根本对世界没任何影响？甚或让世界变得更糟糕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为自己找到借口：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我知道的信息太少；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做⋯⋯但是归根到底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把人生中最好的时光用来每天做的这件事，除了可以让我生存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这个问题，实际上，之于企业经营者的意义远大于之于员工本人。因为正如《驱动力》所说，知识工作者发挥创造性的前提条件是被激励，而知识工作者被激励的因素是（1）Purpose；（2）Mastery和（3）Autonomy。让员工从事对社会有益的工作、让这些工作帮助到社会上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确保企业所做的事能实在地让世界变得更好、并且确保员工知道这一切的意义，这是一个企业获得创新能力的唯一方式。

至少这是驱动更多企业做有社会责任感的事情的一种动力。至少这是令人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