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读书会第四期的题目有两篇：Lessons from California: The perils of extremedemocracy| The Economist，Direct democracy: Origin of the species| The Economist）
老师说保持一定程度的政治敏感性是有好处的。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发现故事的来龙去脉对我更有吸引力。第二篇文章的故事就让我感兴趣，所以我把它再简述一下。
事件：加州政府再次深陷财政危机而且看不出有希望自拔。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优美自然风光和全球领先的人才（想想硅谷和好莱坞）的州，为什么政府财政状况年年排名垫底？作者认为，至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加州的极端民主制度——具体说，都是“十三号提案”（California Proposition13）惹的祸。
十三号提案的内容很简单：减税。按照1975年价格对房产估价，物业税不得超过估值的1%，估值年均增长不得超过2%。在房价疯长的年头，这个法案会对政府收入造成很大的影响，但这还只是它的直接影响。这项法案所隐含的两个事实，对于加州的政治体系造成的影响更加深远：
- 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倡议”（initiative）的形式提出并通过法案迫使政府减税。
- 减税（最好再顺带永不加赋）这种提案一定会高票通过，而政府没办法反抗。
为了理解十三号提案这么牛逼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需要暂时从帝国主义大本营离开，来到两千五百年前的雅典：极端民主的历史典范，每个成年男性公民都有等价的投票权。但雅典人干的事让亚里士多德和波利比奥斯很有些不齿：民主地投死了苏格拉底，残暴地对叙拉古开战，最终耻辱地屈服于不那么民主的马其顿帝国。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早就说，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政治三者需要平衡，三者的混合政体应该是“共和的”（republic:a public thing），却不是“民主的”（democracy: ruled by the people）。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共和主义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更多“自由”的元素：洛克强调私有财产和个人独立性，孟德斯鸠强调商业自由和三权分立。
美国在1787到1788年间发生了一场关于民主程度的重要讨论。论战双方都用了很有古风的笔名：支持全民民主的一派用了“布鲁图斯”这个名字；自称“联邦派”的另一方则认为全民民主不仅天真而且可能危险，共用“普布里乌斯”这个笔名的他们包括了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所以，是他们赢了。
麦迪逊对于全民民主的主要担忧在于多数群体对少数群体的压迫（仍然是暴民政治）。因此联邦派致力于使各种少数群体都拥有自己的代表，让这些代表在一起彼此讨价还价，让参议员来“冷却”民主的热情从而制订稳妥的立法。其效果是不仅各利益群体之间得到平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也因此得到平衡，这引起了瑞士人的兴趣。
瑞士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也面临将几个州组成联邦的诉求，于是他们于1848年引入了美国的政治体制。但瑞士原本就有自己的民主传统：阿尔卑斯山区的村民们从14世纪就一直像雅典人那样组织着自己的公众生活。于是瑞士联邦政府不得不把泊来的共和与本土的民主嫁接起来，在其中加入了倡议、全民公投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瑞士人的全民民主有一些特点。首先，它是针对瑞士的国家特色而设计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体制上有一系列的设计，使得“冷却”能够发生，更多地靠共识和妥协来解决问题，避免暴民政治的发生。以倡议为例，在瑞士发生的倡议大多以讨价还价、双方让步、最终收回倡议而告终。这不能不被看作是体制设计与国家特色共同作用的效果。
1903年，后来被冠以外号“召回约翰”的John Randolf Haynes牵头又从瑞士引回了全民民主。但和瑞士不同，加州在这个时候希望解决的问题是南太平洋铁路公司对政治的垄断、以及随之而来的腐败。这个出发点使得加州式民主一开始就和瑞士式民主走在不同的方向上：它不是致力于平衡各方利益，而是致力于给民众赋予挑战政府的力量；它希望让倡议更容易被通过，所以它没有设置瑞士的那些“冷却装置”，而且立法机构无权改变倡议的提案内容——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但考虑当时的背景，这是很容易理解的。
但没有人能在1911年预见到这一切。最初的新鲜感之后，随着铁路公司的权力渐次消散，倡议的数量也逐渐减少。直到十三号法案于1978年被倡议、以64.8%高票通过、鼓励各方发起更多的倡议来要求政府减税和增加公共投入、最终把加州政府推入财政黑洞，人们才开始回头看这整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