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学习读书会第一期题目：The Age of CustomerCapitalism,HBR, January 2010）

以1932年Berle和Means的论文《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为象征，专业管理者的出现是为了解决企业所有者在管理中的两个问题：（1）专业技能的不可靠；（2）管理策略的不稳定。（基于30年代创业者的特征，这两个问题在当时大概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些特征本身在现代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个阶段被称为“管理资本主义”。

1976年Jensen和Meckling的《企业理论》指出管理资本主义的一个困境：专业管理者在意的是自己的收益，而非股东的收益。（HBR这篇文章没有给出案例，大概在Jensen的书里有？）这个批评给专业管理者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促使他们把“最大化股东收益”作为自己（以及企业）的座右铭。这个阶段大概被称为“股东资本主义”？

读到这一段让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从32年到76年之间的四十多年，股东们都干嘛去了？有鉴于（1）人都是自私的；（2）专业管理者具有远强于企业主的专业技能，这种假公济私应该会很快出现，而不是等到四十年后才被专业管理者们想起来。中间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可能在Jensen的批评中会提到？

实施股东资本主义（即：股东利益至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让专业管理者成为股东，这正是通用电气对杰克·韦尔奇做的事：到2001年退休时，韦尔奇拥有市值9亿美元的GE股票。但这篇文章认为，这种策略并没有让股东得到最大收益。数据：1933年到1976年，标普500指数年均收益率7.6%；1977年到2008年，年均收益率5.9%。作者的结论：股东资本主义在对股东的回报上，没有表现得比管理资本主义更好。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词：“股东权益”。股东本身就分为两种不同的态度：长期投资者和短期投机者。对股票行情有着不切实际的期望、不惜损害长期收益而博取短期收益的，是投机型的股东。作者也指出：这种股东的期望是不可能满足的。而投资型股东乃至对企业有归属感、拥有感的持股人并没有这种期望。缺乏对这两类股东的区分，给后面更深的逻辑困难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逻辑困难：由“收益率的下降”是否能推出“股东资本主义的失败”？根据现有信息，似乎只能说“股东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收益率的下降”两件事在时间上有重合。但作者针对杰克·韦尔奇的评价显得很有说服力：“透过GE的历史股价图你才能明白，韦尔奇的‘面向退休’的股权激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的继任者杰夫·伊梅尔特显然是继承了一家受伤的公司。”

由此作者推出的结论是：现代商业应该进入“客户资本主义”的时代。企业（以及专业管理者）应该把客户满意度作为首要目标，从而建立具有持续性的业务模式，股东的权益也会因此而受益。然而这个最重要的推论在我看来却存在一个最严重的逻辑困难：投机型股东的权益固然是不需要过多考虑的（正如作者指出的，他们自己会用货币投票），但“避免投机型股东影响企业行为”却推不出“应该以客户权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结论。

事实上作者给出的解决方案也指向同一方向。以雷富礼为例，更长的股权兑现周期用意很明显：将CEO与长期投资型股东绑定，避免为增加短期投机型股东的收益而损害业务延续性。作为一个方针，这里面完全不需要“客户”的存在，只需要强调“以长期投资型股东的权益为根本”就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简而言之，作者做了很好的历史观察，但没有做很好的推理。可能作者太希望自己生活在某个大时代，但仅就这篇文章而言，所谓“客户资本主义”，其实只是股东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