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了深圳。还是为那个著名的客户。

飞机上读《胡适传》，觉得罗老师一半在讲胡适，一半在讲自己的治学观念。“种不亡之远因”这话多次重复以后，扼腕之情，自勉之意，跃然纸上矣。

打破一种旧体系，唤起一种新希望，固非易事。然则，风也说过多次，革命第二天该当何如，恐怕是一个更难、更实在、更不浪漫、却也更要紧的问题。邯郸学步失其故行。在其本身恐怕当时的念头只是“不论这新的是什么，总不能比旧的更坏了”，而在推动者而言，不当不为这“下一步”有所打算。

越当其变化激越之时，越有正本清源的诉求，本是人之常情。只是，如果只把自己看作一介匠人，终归刻鹄不成尚类骛，不得其本犹可得其末，也算不无裨益；倘若硬要存作圣之心，唯恐画虎不成反类犬，便只剩这日见激越的革命热情了。

所以读坛经却偏爱神秀者，自知愚钝，能时时勤拂拭便已。何况是面对着成千上万亟求助者，哪来这许多慧根能幡然醒悟？

能做一点事就是好的。至于能否“必以正名”，于我何有哉？